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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刑法论文4400字_法学刑法毕业论文例文模板

作者:shengrdq | 发布时间:2021-03-10 04:23:15 | 浏览次数:

法学刑法论文4400字_法学刑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法学刑法论文4400字(一):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现状与反思论文

摘要深入开展和全面加强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时代召唤。我国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欲寻求破解之道,本文认为需从树立新目标、探寻新路径和注重新成效等多维度对我国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进行 创新性反思。

关键词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这是因为,虽然法学实践性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也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是,对于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因而导致理论研究相对匮乏滞后,实践亦裹足不前,陷入瓶颈。现有的《刑法学》案例教学、刑事法律诊所教育、刑事法律模拟法庭等实践性教学均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质量参差不齐或成效不彰,亟待予以完善和 发展。同时,对于《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缺乏创新,具体表现为方法匮乏,举措乏力,可持续性不强等。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目前法学本科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和新时代对法学教育的新的需要和要求。因此,对《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创新反思,就成为首当其冲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加强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新时代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刑法学》是法学本科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对于培养学生法律实务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发展和积淀,我国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教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但是,随着理论发展和实践变迁,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实践性教学滞后与虚置,课程内容设置不合理,教学方式方法陈旧,等等。这种状况直接导致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专业基础理论掌握不够扎实,分析和解决刑事法律问题能力不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因此亟待进行改革与完善。

实际上,我国法学本科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如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等问题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逐步深入。其中,对于法学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不断强化、培养法律职业人才尤为引人注目。例如,2010年7月29日,教育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0号)指出,“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要求,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2012年3月16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指出,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分类制订实践教学标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各类专业实践教学必要的学分(学时)。推动建立党政机关、 城市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等接收高校学生实践制度等。201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着眼于改革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该文件强调,“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必须遵循法治工作队伍形成规律,遵循法律职业人才特殊的职业素养、职业能力、职业操守要求,按照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科学设计和实施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提高法律职业人才选拔、培养的科学性和公信力。”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好为谁教、教什么、教给谁、怎样教的问题,努力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贡献。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其中,习近平新时代高等法学教育思想得以确立和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法治理念、法治文化和法治思维领航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迈向新征程,等等。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逐年深入,以培养学生法律职业能力为核心的法学实践性教育业已被提上了重要议程。因此,富有实践性特色与品格的《刑法学》课程绝不能忽视实践性教学这一重要环节,深入开展和全面加强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时代召唤,亟待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现状不容乐观

第一,国外法学实践性教学探索与实践虽较为成熟,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国外,英、美、德、日等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法学实践性教学,它们有着较为成熟的做法和经验,分别体现在法律诊所教育、“学徒式”教育模式、见习服务和法曹实务人才培养等方面,但也同时面临着诸多挑战,有着较大的完善与发展空间。例如,美国法学教育注重诊所教育,认为诊所教育把法学教育和维护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增强法学教育实践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面临挑战和批评,美国法学教育也存在着学术研究与法律实务脱节等明显的弊端。在早期英国法学教育中,律师学院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学徒制的培养方式,有利于帮助受教者较快适应实务工作,但是也容易导致封闭狭隘而不适应社会变化。德国法学教育受到德国联邦法、州法和大学自治法的规制,法律体制较为完整,法学教育全过程均受法律规制,实现了法治人才的法治化培养。而日本法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法学教育与法曹实务人才培养教育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因为生源的问题,目前部分大学法科大学院已解散,大学法科大学院被评价为是失敗的制度,等等。

第二,国内法学实践性教学探索与实践虽较为关注,但相对研究薄弱、收效甚微。在我国,法学实践性教学是近年来我国教育教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对于法学实践性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建构、环节完善、模式探讨、方法探索以及应用创新等方面。例如,有学者指出,法律实务能力提高的主阵地就是强化专业实践性教学。有论者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功能、存在的问题、实践性教学运行的保障等方面对实践性教学环节进行了初步探讨。有论者指出,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是现行法学教学模式的补充与发展,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实施要注重实践性教学模式的选择与设计,实现目标性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的结合。有学者认为,实践性教学方法更关注法科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主张着手尝试将法学实践教学的基本原理、理念逐步导入法学教学活动,并最终提升法科学生的综合培养质量。有学者针对当前模拟法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的具体措施。还有就刑法学实践教学的改革途径提出初步看法,等等。

三、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性目标与应对策略

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踟蹰不前的现状难以满足新时代建设法治中国的迫切需要,二者之间冲突的妥当调适亟待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系统革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做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首先,实现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要树立新目标。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的目标在于:以学生知识获取、能力提升至上为育人理念,结合我国法学本科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和各校法学教学改革、人才培养工作实际,依托《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开展《刑法学》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手段等方面改革,推进《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形成有一定深度和推广价值的教学成果,从而提升法学本科《刑法学》课堂教学质量。围绕这一新目标需做到以下方面:促使教师转变教学理念,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多元化;把握法學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方向,与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现有效衔接,着力提升教学质量;以及探索并建立一种全新的综合性学生专业能力与素质评价体系,促进学生法学专业综合能力发展。等等。

其次,推进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要探寻新路径。一方面,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改革需与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相衔接。《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为法学本科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刑法学》实践性教学改革作为我国法学专业实践性教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势必要与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做好协调与衔接。因此,《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手段等方面改革必须与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新要求相适应。这一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超前研究和及时破解。另一方面,新时代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需对模式、方法等进行创新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思想和习近平高等法学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针对当前法学实践教学质量不高的现状,如何强化法学实践性教学环节,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模式创新的路径探索,就显得尤为重要。既要搞好现有的《刑法学》案例教学,办好刑事模拟法庭、刑事法律诊所等,又要开拓创新,积极探索刑事案例库、刑法体验式教学和刑法移动课堂等新模式。

最后,践行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创新要注重新成效。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进行综合改革。在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综合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着力解决如何克服传统教学模式对实践性教学模式的影响、如何促进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如何获得充分的条件保障等进而取得教学实效以及如何形成具有可行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性教学模式等实际问题,更要注重法学本科《刑法学》课程实践性教学的实效分析。具体就是,结合我国部分知名法律院校法学本科《刑法学》实践性教学实际,进行《刑法学》实践性教学成效的实时考察与分析,探索发掘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实践性教学典型,在实践中发展完善,进而形成有一定深度和可推广的法学本科《刑法学》实践性教学成果。

法学刑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互动论文

当前对刑事诉讼法的研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跟刑法走了一条即接近又有一些区别的路。因为刑事诉讼法跟司法体制关系太密切了,现在涉及到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律师制度,还有监察体制改革,都与刑事诉讼程序密切相关。由于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涉及到大量不确定的改革及其试点效果,所以最近十年来,法教义学这种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少,对策法学几乎成了刑事诉讼法研究的主要模式。刑事诉讼法学者写文章,一般是谈问题,问题完了以后谈对策,再谈改进的思路,这种东西充斥着诉讼法学的论文。当然,我认为这并不是说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在这样研究的态势下,我们的研究只有对制度建构的设想,缺少理论的总结和提炼。随着我国各方面改革的推进,当我们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刑事诉讼法法典的时候,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才有可能走向刑法今天的法教義学。

昨天我在读到储老师的几篇论文和他的专著的时候,感觉到刑法、刑事诉讼法乃至广义的刑事法学,储老师几个重大的思想给我们启发良多。原来在做这种跟犯罪、程序、证据打交道的学科,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思想。我特别喜欢引用储老师“严而不厉”的思想。这是一个刑事政策的表达,但是这个表达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要想做到严而不厉,没必要通过过于严峻的刑罚,但是法网必须严。这么多年来我国刑法的发展变革,引进的很多条款,受到英美法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储老师最早提出的持有型犯罪,这个概念在作为与不作为之外,成为第三种犯罪行为的形态。我们认真看一看美国和英国,它的持有型犯罪,跟推定机制密切相关。举例来说,一个人在街上走,警察抓住他 发现身上有毒品,直接就持有毒品,不需要证明了。你辩解说不知道,那就推定你知道,你承担证明明知,你来证明你不知道。所以证明责任机制就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了。然而,多年来我们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要求每个案件都得明知,但是实践中公检法机关证明明知比登天都难,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说话,怎么证明明知?当然有人会说可以客观推断,但是在基层更多的可能是依赖于口供。

储老师还有一个思想,刚才陈兴良老师概括的非常好,我不再重复。他特别强调两头抓,一头来自犯罪现象,一头来自刑法对犯罪的惩罚活动。我受他的启发,除了看两头以外,还得看中间的过程,我们整个刑事诉讼法就是研究这个过程。两头,一头犯罪学研究,一头行刑学、监狱学研究。刑法更多的是研究法律适用,刑事诉讼法研究的是事实认定,事实认定可以说这是刑事诉讼法跟刑法在研究对象上的一种分工。事实认定的过程可不单纯是一个工具和手段,还有许多规则,像现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越来越受重视,司法解释也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一个案件的事实被非法证据规则给排除掉了,最后不能认定的话,就意味着这个案件还来不及刑法适用就终止了,事实认定成为隔离带防火墙。刑事诉讼法这几年的发展表明,刑事诉讼具有独立的品格,能够阻止一个诉讼活动继续进行,因为违反法律程序宣告无效,可能导致这个案件没法走到尽头,连适用刑法那一刻都到不了,中间就得终止了。

我受储老师的启发,感觉到我们在做刑事诉讼法研究的时候,一些具体的问题总是多学科交叉,光靠一个学科解决不了。下面这几个刑事诉讼法的前沿课题,需要刑法理论、刑法资源来支持。

第一,涉案财物的追缴。在我国现有的刑罚体系中,不管是主刑还是附加刑,我们的财产刑只有两个,罚金和没收财产。涉案财物在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主要有三种,一是违法犯罪所得及孳息,二是犯罪工具,三是违禁品。如果在刑法上没有涉案财物的地位,它不是刑罚,那应该是什么呢?现在有人写文章说是保安处分,是为了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的能力的一种手段,还有的人从民法和行政法的角度说是国家资本,犯罪人犯了罪欠了国家的债,国家把它讨回来。

在刑法上对涉案财物没有解释清楚的时候,涉案财物的追缴程序怎么构建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和逃匿案件的违法所得纳入司法途径,进行了司法化,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现在难题是犯罪嫌疑人在案的案件,他没有死亡也没有在逃,涉案财物的追缴,如何纳入诉讼程序?如果不解决涉案财物追缴的性质、功能定位,谈何建立一套程序?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凡是对公民财产自由的剥夺,不管是什么名义,都要纳入审查程序,都要给予辩护的机会,这里就有很多理论问题都出现了。你比如说,有第三人出来说这个财物是他的,是借给犯罪嫌疑人的,东西暂时存在那儿了,而公安机关把它当做涉案财物拍卖了,这个时候第三人出现在国家打击犯罪面前,国家是原告,被告人是被告,第三人该是什么地位?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一个概念,刑事诉讼里面要不要出现一个第三人权。当国家追究犯罪的时候,起码第三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其所有的财物已经不再属于违法犯罪所得了,或者是扩大了它的范围,如何救济呢?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提出来。

第二,三大证明责任问题。一个是明知要素,以毒品犯罪为例,我们的毒品犯罪若干个罪名,贩卖、走私、运输,还有持有,都要求明知,我记得参加《检察日报》和《人民检察》杂志社举办的一个研讨活动,当时云南省的检察官跟我们说,明知要素证明的困难达到了非常明显的地步,有15%到20%的案件定不了案,犯罪嫌疑人本人不承认明知怎么办,抓住他身上有毒品,但他说他不明知。第二个是在一些经济类的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拿证据来证明,怎么证明?像合同诈骗罪,犯罪嫌疑人不承认怎么办。还有刚才讲的持有型犯罪,对五种违禁品的持有怎么证明。这些在刑法分则中为了严明法网,防止更多的入罪,可能有一定的政治考量,价值考量。但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难题,谁来承担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到什么地步,如何构建一套推定的体系?“两高”的很多司法解释都建立了推定的体系,根据客观行为推定犯罪嫌疑人明知,推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推动犯罪嫌疑人持有的时候就是明知,但这种推定有泛滥的趋势。过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推定太多就免除了检察官的责任,导致入罪变得极为容易,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第三,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认罪认罚从宽的改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易程序,我国简易程序1996年就有了。认罪认罚从宽的灵魂不是简易,而是控辩协商。这是把美国和英国辩诉交易引到我国来的一场尝试。美国的辩诉交易可以达到对罪名的交易,罪数的交易,量刑的交易。当年著名的华人科学家李文和被检察官指控95个罪名,经过辩诉交易只剩下3个罪名。但是美国的辩诉交易符合美国宪法要求,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其合宪性。美国大规模的辩诉交易里,罪名由重改轻都有规则,这可能是英美法独特的,我们叫罪名包容理论。

为了严密法网,就像储老师说的,某一个罪一般不单独治理,要建立一组犯罪,重罪包括轻罪,轻罪包括更轻罪。举个三典型例子,一级谋杀包括二级谋杀,三级谋杀,最后是误杀;盗窃最严重的是夜盗罪,夜晚到家里盗窃最危险了,量刑最重,接下来普通盗窃,到最后最轻微的非法占有;再比如既遂,包括未遂等等。我国1988年全国人大制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受英美的影响,因为英美法在反腐败斗争中有大量的重罪包括轻罪,最后一个罪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是严密法网这么一种思维引到我国来的。美国的辩诉交易是沿着重最罪,达不到再来来轻罪,最后到一个轻微的罪。当年世纪审判辛普森案件就是一级谋杀,当时辩护方要求交易能不能按误杀来交易,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美国的辩诉交易达到了95%,没有辩诉交易,美国的司法制度要彻底崩溃。美国的辩诉交易只要降低10个百分点,美国的各种资源要增加一倍才能应付。

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已经面临着资源有限、成本大幅度提高的压力,所以我们引进了控辩协商。但是,在我国有三个障碍,使得这个制度没法发挥作用。第一,我们的罪名是不能交易的,哪怕是故意杀人跟过失是不能交易的,你不能把故意杀人改成过失致人死亡。第二,证据不足是不能够交易的,协商的前提得证据充分。第三,我们还受到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严格限制,我们最多只有10%—20%的量,没有办法突破法定的最低限。比如故意伤害罪3到10年,情节再轻微一般也不能降到3年以下。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刑法研究者也能关注这项重大改革。引进认罪协商过程中,在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的问题上能走多远,我们的整个外部限制到什么地步等等。

第四,量刑的整体改革。2010年我们做了一场量刑整体改革,叫量刑规范化。这场改革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双重并进的。在刑法里面是量刑指南,量刑规范化,出现了很多观念,量刑基准,同向相加,异向相减等等这种带有数字化的量刑方法,在刑事诉讼层面上我们构建了一种相对的有对抗的、控辩双方参与的,公开透明的辩论程序。过去的量刑依附于定罪,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辩论,辩护没法发挥作用。

我算了算,在我们国家,基层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85%以上都是认罪的,也就是定罪没有争议,主要是量刑问题。目前我国量刑的主要困惑是量刑程序没办法走向精密化。比如社会调查报告,对犯罪原因的调查、再犯可能的调查都不精密,没法引入像心理学家、犯罪学家精密的计算,使得我们在量刑程序改革只具有一个外壳形式,没有实质的内容。我读过罗克辛教授那本《刑事诉讼法学》,他同时也是德国刑法学家,他有一句话,“未来的量刑和定罪的分离是大势所趋,未来的量刑应该走科学化的道路,应该把量刑变成人格的专门调查,犯罪原因的诊断和未来回归社会可能的评估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刑法学界跟刑事诉讼界是不是有对话的空间。

最后一点,刑事和解中被害人的地位问题。刑事和解在前几年是個热点,在案件处理中,通过让被害方和被告方达成和解协议,左右最后的量刑。我们把它称为轻微犯罪的侵权化现象。这里面和谐社会的理念,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给了我们的一种启发,我国叫刑事和解。我们要和谐社会的理念,难道被害人在犯罪的定义中真的没有地位吗?难道犯罪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社会危害性吗?哈佛大学教授哲尔有一句名言,“我们有时在一部分案件中是不是国家过于自负,偷走了犯罪的概念”。把犯罪仅仅当做国家是受害者,被害人是不是受害者?既然被害人也是受害者,要不要给他一席之地,在犯罪的追溯、案件的处理、程序的进展当中给他一定的地位,乃至给他一定的处分权,冲淡那种过于严格的、过于僵化的国家追溯原则,这可能是刑事和解这项改革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我们在犯罪的概念、犯罪的本质属性上,要不要在部分案件中有www.yulu.cc私人的侵权特征,把它作为犯罪的一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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